1975年,曾经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、政委以及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,被周恩来总理调任至交通部工作。当时的叶飞,已经有八个多年没有在工作岗位上奋斗,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盛瑞德优配,他的内心充满了压力。对于交通工作一无所知,他常自问,如何才能妥善开展工作呢?上任后,他恍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,只能独自面对此局面。他看到几位副部长因为各种原因已经被排除在外,那些负责具体工作的司局干部也都被冷落,令他倍感无奈。
因此,尽管交通部的工作艰难,但首先必须着手解决干部的问题。没有适合的人才,所有的工作都难以运转。叶飞较为熟悉副部长彭德清,这位干部与他都有着三野背景的指挥员经历。彭德清曾是陶勇的下属,二人一同度过了十多年的风雨岁月。他们曾在战斗中并肩作战,叶飞也曾指挥过他。然在大运动中,彭德清被错误地定性为“叛徒”,理由是他在1936年曾被捕,然而此项指控从未得到实质性证实,彭德清因此遭受到长达三年多的监禁审查,着实是令人费解的悲剧。
展开剩余57%在叶飞查看彭德清全部专案材料之后,他注意到其中涉及陶勇的资料。陶勇在运动中遭受了冲击而去世,而彭德清作为其副手,即便已离开军队,仍然无法逃避连累。深究这些材料,叶飞发现其中漏洞百出、矛盾重重,他决心为彭德清平冤并恢复其工作。叶飞亲自拜访中组部部长郭玉峰。郭玉峰于1964年才晋升为少将,在大运动时期迅速崛起并被提拔到重要岗位,但在平反冤案时,并不积极,有时甚至用力掣肘。面对叶飞的质疑,组织部长却说:“证据和旁证都齐全,案件无法翻案。”
对此,叶飞强调道:“这些口供和旁证是从何而来?很可能是通过逼供得来的。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,重视证据,而不是轻信口供,更要抵制逼供。”郭玉峰对这一说法显然无言以对,因所有证据根本经不起细究。最终,他只能说:“先请你们写一份详细的审查报告,再来讨论处理方案。”
叶飞要求专案组撰写一份详细的材料,上报中央,静待其审核。经过一段时间后,彭德清终于得以解放并恢复工作。然而,材料撰写得不够完美,留下了一些模糊的余地。对此,叶飞心里非常不满,认为既然事情已经明确了,就不应该再有含糊的地方,结论必须坚决明确。针对彭德清的冤屈,真相却是层层错综复杂,甚至有一位根本不认识彭德清的人,居然凭借报纸上见过的名字就对他进行恶意诬告。针对这样的情况,专案组最终表示:“既然没有,就不能再留有余地。”
在提交中央审批前,叶飞去找李先念汇报了这一事件,李先念支持为彭德清彻底平反。随着报告的获批,彭德清顺利恢复了组织生活,并重回交通副部长等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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